【改革前沿】政府主导型并购重组的成因
1．地方政府有着排斥并购原始动机 处于种种顾虑，地方政府本能的排斥并购，特别是对家族企业并购国有企业、国有上市功能存在较重的戒心。而且，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对于外地企业并购本地大型家族企业的行为，地方政府也会试图从多方面施加影响，依照留在本地、保住上市的“壳资源”等原则主导家族企业参与的各种资产重组。
对于家则企业并购国有企业的行为，政府相关人员对购并重组的认识和态度直接决定了购并重组的发生和进行。有的地方片面认为购并重组是纯粹的投机行为，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因此，对本地区的国有企业的购并重组施加重重障碍，尤其是上市公司作为一种稀缺"壳"资源的认识已经深入人心后，对上市公司的买壳购并更是存有十分的戒备。在一些地方，部分政府官员只从静态而非动态的角度来考虑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他们没有认识到，如果国有资产不能有所增长，不能产生健康的现金量，不能主动进行产业的升级换代，那么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只是表面的，是虚假的；只有从动态的角度出发，着眼于现金流、着眼于企业价值再造，才能使企业在变化中实现增长，在调整中实现经营效益提高和资产质量的改善，真正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要从根本上要消除这种现象，只有对国有企业更深入地进行包括资产重组、资产出售在内的产权改革，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和法人产权制度，改革国有资产管理办法，使政府从现在的国有资产代理人及实际的法人财产管理者的双重角色中解放出来，而仅作为国有资产的代理人和普通的法人股东对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以充分运用法人治理结构的功用，实现国有资产的真正的保值、增值。
2．地方政府和行业主部部门从本位主义和地方或行业保护主义出发，把购并重组当作为地方或行业受益的重要手段 购并重组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促进资本或资产的流动性，需要购并重组的对象有较大的自由选择范围，但在我国由于各地政府和行业为保护各自的利益，把购并重组限定在自己的地区或行业内，不允许将上市的“壳”公司卖给地区或行业外的企业，不允许本地和本行业的上市公司去购并其它的公司，无论是卖与买都必须是在本地区或本行业之间进行[6]。这种行为严重束缚了家族企业参与并购的主动权，使重组双方企业的积极性受到抑制，加大了家族企业重组国有企业、国有上市公司和大型家族企业自身进行其他形式重组的难度，阻挠了家族企业和其它企业的发展，也歪曲了国企改革的本意，延缓了国企扭亏的进程。譬如，在2002年在中石化加速整合旗下上市公司的过程中，“明天系”欲收购泰山石油，但泰安市政府就曾经为了将泰山石油的“壳”留在本地，责令市体改委操刀主办设置障碍。家族企业的佼佼者万向集团并购上市公司陕西金叶的努力破产是另一个经典的案例：2000年，当时的万向集团与陕西金叶(000812)的第一和第四大股东分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以2.8元/股的价格收购两者所持法人股。转让完成后，万向集团将合计持有22.86%的陕西金叶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但出乎万向预料的是，该项股权转让行为遭受到了陕西金叶其他五位烟草业大股东的激烈反对。而随着某些隐藏在背后的力量出面干涉[7]，陕西金叶最后以 “股权转让事项已跨年度，公司财务状况发生较大变化”为由，取消了股权转让。
3．政府有能力通过政策倾斜对企业购并施加影响
政府对购并重组影响力度较大的是运用政策手段来进行，并结合税收、融资等手段来间接地影响上市公司的购并重组，典型的如1998年我国为纺织行业的“压锭”任务，使亏损严重的纺织行业上市公司扭亏为盈，对上海几家纺织行业上市公司实行优惠政策，允许其增发新股，并对其再次配股的时间间隔作了特许[8]。由于这些优惠政策的支持，纺织行业上市公司的增发新股工作能正常进行，获得了购并重组所急需的宝贵资金。可以预料，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开展，政府利用政策来进行行业性和结构性调整的力度必将进一步加大，类似的购并重组方兴未艾。本着“多购并，少破产”的原则，我国政府通过制定优惠政策，主要是税收的优惠政策来促进、鼓励购并。例如，上海市规定：购并企业的所得税3年内可以减免；被购并企业以前的税收优惠可以带入新企业；优势企业只需归还被购并企业所欠贷款的本金；被购并企业的亏损，新企业可在5年内利润相抵，等等。这势必起到进一步推动购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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