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前沿】国资改革方案地方版本的13大不同（之二）
各地国资国企改革如火如荼，目前已发布方案的包括安徽、上海、贵州、天津等四地，其他如广东、山东、深圳、重庆等地虽传有方案，但尚未出台。本文从产业布局、产权改革、治理结构、薪酬激励、内外部监管、配套政策和考核等13项不同因素出发，考察了上述四地方案的异同，以及各自亮点和局限所在，仅供参考。
七、薪酬激励
安徽方案对激励机制没有涉及。
贵州方案也只是简单地提及，支持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允许关键岗位的经营管理人员、技术核心人员和业务骨干入股参与企业改制。探索建立员工持股和期权激励合理进退、动态调整的运行机制，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上海方案和天津方案在激励机制上也多有相似之处，都分别对普通员工和高管分类控制。
其中，上海方案对普通员工的激励安排是，符合法定条件、发展目标明确、具备再融资能力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可实施股权激励或激励基金计划。人力资本密集的高新技术和创新型企业，可实施科技成果入股、专利奖励等激励方案。承担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的投资公司，探索市场化项目收益提成奖励。国有创投企业鼓励采用项目团队参股股权投资管理公司的方式，探索建立跟投机制。对于高管，则符合条件的竞争类企业实施股权、现金两种类型的中长期激励，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企业完成重大任务后，经考核配套实施专项奖励。
天津方案对普通员工的激励是，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企业，逐步实现高级管理人员收入分配与市场水平接轨。符合法定条件、发展目标明确、具备再融资能力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对核心骨干人员可实施股权激励。科技型中小企业积极探索对核心骨干人员实行股票期权、岗位分红权等多种激励方式。对高管则相对严格，对制度健全、运作规范的董事会，国资委不再直接决定其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经营业绩考核和薪酬，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国资委有关规定自主决定。对市场化选聘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可根据人才市场及公司情况采取协商的方式确定。对行政任命的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两低于、两挂钩”原则，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和业务消费等。
点评：天津的激励方案在科技企业的普通员工方面显然比上海更为激进，股票期权和岗位分红权比上海的科技成果入股和专利奖励更有想象空间；但上海更为全面，对投资公司和创投企业都有激励规定。对高管方面，天津的方案则要保守很多，即使董事会有权激励，仍要按照国资委规定；上海则有股权和现金等方式，对于准公益企业还有专项奖励。
八、资本收益
安徽方案未涉及资本收益上缴及支出安排。
上海方案要求，完善覆盖全部经营性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到2020年不低于30%。国资收益原则上按照产业调整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社会保障各三分之一安排支出，建立国资收益资金使用评价制度。
贵州方案提出，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原则上国有资本收益按保障和改善民生、国有企业改革改制、产业转型升级各三分之一安排支出。建立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责任制度，将国有资本收益上缴与企业负责人薪酬挂钩。
天津方案最为激进，要求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国有资本收益用于充实社保基金的比例由50%逐步提高到65%。
点评：天津和上海均有明确上缴比例要求，天津本身就高，要求更高，但对支出没有具体要求，相反上海和贵州则要求三分支出安排，其中贵州主要用于民生和企业改革本身，上海则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也有涉及。贵州对上缴一事颇为看重，专门设立了责任制度，并与薪酬挂钩，上海则对支出有一定的评价制度。
九、外部监管
安徽方案无。
上海方案要求，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监管。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依法制定或参与制定公司章程，委派或推荐监事会主席和外派监事，与企业内部监事组成监事会；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企业，外派财务总监。
贵州方案最为复杂严格，提出监管企业集团层面产权制度改革要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制定方案，经董事会或相应决策机构审议后，按程序上报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审核，由省国资委批复后实施，其中涉及股权变动使国有资本不再控股或完全退出的，报省人民政府批复。子公司产权制度改革方案按程序上报省国资委，经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审核后，由省国资委批复实施。
天津方案极为放松，提出以产权管理为纽带，加强重大事项监管，向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企业下放管理权限。加强投资后评价、财务审计监督，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
点评：天津着重事前放权，事后评价和责任追求，产权管理着重效益。贵州事事需要审批，对股权变动尤其敏感，须省级政府批复。上海则按照市场化手段控制监事会，事实上加强了出资方的监管权，资本管理看重过程监督。
十、内部监管
安徽、上海、贵州方案均无相关内容。
天津方案提出，加大研发投入，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率逐步提高到3%，科技型企业逐步提高到5%，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提高到6%。加强对企业科技创新的考核，将科技投入和创新成果列入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目标。加强财务统一管理、资金统一调配、资源统一配置，有条件的集团应建立财务公司、租赁公司、境外贸易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积极探索服务型制造、绿色供应链、电子商务、新金融服务和提供综合解决方案等商业模式。
点评：四地方案中，唯有天津的方案对企业内部事务干涉甚多，比如研发投入和创新成果列入业绩考核，甚至包括财务资金管理和商业模式的选择都有涉及。
十一、“走出去”
安徽方案无。
上海方案提出，加强外汇金融支持，鼓励国有企业积极争取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境外投资合作项目，经认定可在一定期限内单列考核。对主动承接国家和本市重大专项、科技计划、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产业化项目，收购创新资源和境外研发中心，服务业企业加快、模式创新和业态转型所发生的相关费用，经认定可视同考核利润。
贵州方案则是，推动具有技术、管理、资本和资源等优势的监管企业通过合资、合作、收购、兼并等方式走出去，培育成为战略投资者，发展混合所有制。
天津方案似有偷换概念之嫌，要求推进国有资本向国内资源丰富的地区布局，向比较优势明显的地区布局，解决能源和资源短缺问题。推动跨国并购，加强与境外企业的合资合作。
点评：上海方案对走出去甚为关注，不仅在金融上予以支持，还在考核上有所体现。相比之下，天津和贵州则简单很多，天津的走出去，更多是走出天津，以解决资源问题。
十二、配套政策
安徽方案无。
上海方案较为细致，提出鼓励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股权和分红激励试点，示范区外的国有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参照实施，对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企业予以职工培训税收优惠。研究以国有划拨土地采用国家作价入股的方式支持企业发展，探索企业参与土地二次开发利益分配的机制。
贵州方案则非常实在，涉及预算资金安排、土地出让和矿权款使用、改制资金平台以及社会管理职能移交等四个方面，均有具体内容。
点评：上海的配套政策有创新的干货，比如分红激励、税收优惠以及土地利益分配。贵州和天津则主要偏重政府对企业的资金补偿，相比之下，贵州更为实在一些，拿出了真金白银，并在资金运用上有新想法，比如通过金融工具进行资本运作。更为重要的是，贵州剥离了企业的社会职能（这可能与贵州第一轮国资剥离办社会不彻底有关）。
十三、考核
安徽方案无。
上海方案提出，将改革创新工作纳入部门绩效考核，作为个人职务晋升和奖励的依据之一。
改革创新工作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但有关单位和个人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决策、实施，且勤勉尽责、未牟取私利，不作负面评价，依法免除相关责任。
贵州方案则称，将监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任务作为2014年至2016年第四任期考核的一票否决指标。对全面完成任务并取得重大改革成果的企业，依据监管企业单项特别贡献奖管理办法，对其负责人进行专项奖励。对不按国家规定实施操作，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或影响企业和谐稳定的，要按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天津方案表示，对企业科技和管理创新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才，给予奖励。对改革创新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但勤勉尽责、未牟取私利的，不作负面评价。加强分类考核，科学合理地设置考核指标，突出价值创造、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把考核结果作为对企业经营者兑现薪酬、诫勉谈话、任职考核和企业重组的重要依据。
点评：虽然三地都对国资改革有考核有奖励，但侧重点不同，天津只是给予奖励，侧重于企业内部贡献，而且细分了很多指标，科技、管理、节能减排等；上海则将国资改革的成果列入了个人职务晋升，这是一大亮点；贵州更甚，强调做不好将一票否决，做不对还要追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