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前沿】关于深圳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四条建议
一、澄清两个似是而非的问题
问题1：要么指责国企效率、要么指责国企担当
一种民间的声音只看到国企作为企业，指责它简单对比下的效率问题；一种政府的声音只看到国资公共属性，指责它算账谈条件的担当问题。事实上，必须明确从国有企业四个字解读，国企具有双重属性，要受双重目标的指引。一方面国企要追求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也就是说有盈利的目标，一方面国企又承载着不仅仅以盈利为目标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双重属性和目标就决定了经营好国企必然是非常难的，但正是因为“难”，就需要社会和政府给予更大理解和支持。
问题2：跨越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去评价国企优劣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一句话非常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看待国有企业也应该放到时代大背景下结合国家和城市的发展阶段去评价。
举两个案例：
案例1
当年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的主要投资主体赛格集团，对深圳电子信息产业乃至城市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正如前面张克科老师讲的，当重大产业链需要核心环节、需要改革攻坚的时候，当时市场主体并不丰富充裕情况下，依靠力量会是谁？当前的赛格集团已不复当年之勇，而当年的赛格三星、赛格日立、中康玻璃等一些企业都不复存在了，但正是这些国企的布局和尝试，培育了深圳率先突围发展的电子市场，摆脱了被称之为“骡马大会”的全国年度电子采购大会束缚，给产业链提供了低成本、快速扩张和迭代的机会，一些合资企业成为日后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技术源、人才源和管理源，支持康佳、创维等深圳高新技术企业的批量崛起。几年前樊院长带我们做一个研究，提到了应研究一下当年赛格出来的人后来都去哪儿了，但后来由于研究周期限制和工作量的问题，最终这个研究设想没有完全实现，但我至今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深圳的“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不是一种口号，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经济现象。
案例2
深创投公司从创始到现在展现出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2019年管理资金规模3000多亿，已可号称本土最大的创投类管理公司。然而，观察深创投公司不能仅看它的经营数据，如果仅仅抠营收、利润等等财务数据，它相对一些民企甚至国企几乎微不足道。但如果了解一下深圳的创投圈、国内的创投圈的话，深创投就是国内创投圈的“黄埔军校”，它的历任董事长和总裁们以及各个层级基金经理，绝大多数已成为国内创投届的中坚力量。进而言之，如果没有创投的活跃，深圳发展就缺乏创新创业创投“三足鼎立”中的一个关键支撑，深圳就难以发展到今天的这个样子。
二、深圳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建议
建议1：要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站在国有企业角度思考如何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例如当前环境下，民营企业争取全国金融牌照、国家科技资源较难，深圳市属国企就要依靠金控平台及国企集团做相应“补短板”布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乃至国内更大范围区域合作，是否是国企身份与异地政府协商谈判更容易开展？更容易快速把深圳中心城市产业和功能辐射服务出去？当然，还要考虑哪些国企从劣势领域退出，释放被锁定的国企人才和资源活力，释放其他所有制主体更大发展空间？
建议2：与时俱进提升国企功能
当前，深圳已批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新的阶段国企的功能和过去应是不一样的。全国国企对标的标杆新加坡淡马锡，2009年前其功能定位和我们的绝大多数国企表述基本是一样的，“从事社会公共事业的投资建设”云云，因为它当时也是一个整合和资产处置的平台，把原来新加坡一些政府直管的企业都划到它下面，直到2002年它的功能定位表述还是政府的投资公司。然而，从2009年开始，淡马锡功能定位就有意弱化政府属性，2015年就完全说成市场化的投资机构。为什么呢？因为新加坡要走向全球、布局全球，东西两头都吃，弱化政府背景，有利于淡马锡服务新加坡国家和城市全球战略和整体利益。深圳未来要建设全球城市，至少一部分国企也要逐步提升功能，更好服务城市战略大局。
建议3：利用好区域性综改试验
深圳市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方案是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批准的，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意见中也做了相应任务安排。一方面对如何开展国资国企的综改做了指引，对一些企业已经开始的“先行先试”的经验做法进行了政策固化，但更多的是分担和分散了下一步国资国企改革创新风险，要高举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试点的旗帜，勇于开创“十四五”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新局面。
建议4：释放国企和国企人才活力
经营好国资国企，首先要给国企释放活力，国企的领导也要给国企的人才释放活力。乔布斯这么聪明的人都说，我不能指挥别人干什么，而是别人告诉我干什么。乔布斯如果没有这样的胸怀，就没有苹果开拓创新。国资国企也要坚持这种理念，当然不是“放任不管”，而是要构建内生性的激励约束制度，匹配相应公司治理、选人用人、契约管理、薪酬报酬等市场化体制机制，不要让国企成为第二国资委。
刘国宏所长于2020年8月19日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与马洪基金会联合举办的深圳“十四五”规划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