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前沿】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
原文摘要
如何改善国企高管激励机制是新时期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本文以2008~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年报披露的前十大股东性质、持股比例与委派高管的数据，分别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衡量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程度，在此基础上，研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如何影响国企高管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单纯的非国有股东持股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无显著影响，但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高管有利于改善国企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其次，非国有股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作用在竞争性国有企业和处于较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最后，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参与国企治理能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以上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仅停留在资本层面的混合，还需确保非国有股东在国企经营管理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才能更好地发挥民营资本的监督和治理作用。
问题导入
由于中国国有企业存在“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等制度缺陷，国企高管薪酬乱象丛生，而已有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仅考虑非国有股东持股，因此，对于理解和解决这些国企问题远远不够。鉴于此，本文试图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研究非国有股东的治理效果。
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1）非国有股东参与公司治理与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非国有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一方面，其逐利天性使得其对国企高管的努力程度和在职消费等行为具有强烈的监督动机，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企的“所有者回归”；另一方面，其通过委派高管代表积极监督国企内部的经营管理活动，有效缓解“内部人控制”带来的国企高管超额薪酬问题。故本文提出假设1：
H1：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治理程度越高，国企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
（2）行业竞争程度与市场化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
与进入垄断性国有企业不同，民营资本进入竞争性国有企业的难度较低，非国有股东更容易通过委派高管参与竞争性国有企业的经营治理。同时，竞争性国有企业由于面临较大的行业竞争压力，非国有股东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得不参与公司的治理决策。故本文提出假设2：
H2：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相对于垄断性国企，非国有股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作用在竞争性国企中更显著。
一般来说，处于市场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非国有股东利益受到侵犯的程度较低；相反，在市场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非国有股东的合法权益更易受到企业内部人的侵占，故非国有股东有更强的动机监督国企高管以维护自身权益。
H3：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相对于市场化发展程度较高地区的国有企业，非国有股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作用在市场化发展程度较低地区的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主要结论
一、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能显著提高国企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而单纯的非国有股东持股无此效应。
二、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对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作用在竞争性国有企业和处于外部市场化发展程度较低地区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
三、非国有股东治理能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等代理问题。
主要贡献
本文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全国企高管激励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具体地，国有企业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时，不能仅仅停留在引入民间资本的“表面”上，而应在实质上确保非国有股东应有的权利，尤其是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的权利，以便提高非国有股东在国有企业经营治理过程中的影响力。混合所有制改革只有同时在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结构中实现“混合”，非国有股东才能有效制约和监督国企内部人，实现混合所有制的积极效果。
前沿追踪
对于混合所有制企业民营化程度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方面，陈晓珊等（2019）以2007—2016年沪深两市A股经过民营化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随着混合所有制企业中非国有股比例的上升，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会经历先降低、没有显著性变化再到上升的三个过程。白俊等（2019）以2003-2014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进行研究，发现国企民营化显著提高了高管的薪酬,但降低了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李百兴等（2018）以2010～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国有企业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并不会导致高管薪酬粘性显著增强,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性整体上与高管薪酬粘性特征并无直接关系。
对于非国有股东治理方面，谢海洋等（2019）以2010-2016年沪深A股国有企业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促进了派任董监高、国有企业绩效的提升，并且非国有股东派任董监高在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作用于企业绩效的路径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这种中介效应在垄断性国有企业行业中更显著。洪正等（2019）以2008-2014年的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通过降低国有企业内部代理成本，显著地提升国企分红的倾向和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