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转换:先讲规则,再谈签字
2026年7月21日至22日,国务院国资委举办中央企业负责人研讨班,会议强调“强化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的刚性兑现”。2026年1月的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则提出“严格落实管理人员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制度”。两次会议的指向是一致的:任期制契约化的制度框架已经铺开,改革的着力点正在转向执行环节的落实质量。
但任期制不改变干部管理身份。当改革从任期制再往前推一步、进入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实质性转换时,一个比考核刚性更前置的障碍仍然存在:让一名在体制内成长起来的经营管理者书面放弃原有干部身份,拦住他的往往不是对市场化的抗拒,而是当授权边界、考核规则和退出程序不够清晰时,他缺少一个可以在签字之前用来做判断的依据。
一、困在“签字之前”
第一层,转换改变的不只是一纸合同,而是一整套职业安全感的来源结构。对一个在国企体系内走到总经理或副总经理位置的人来说,职业安全感的根基很少来自劳动合同本身,而来自“干部身份”所承载的组织安排、职级序列、交流通道和退休保障。心理契约理论指出,个体对与组织之间相互义务的信念,构成了雇佣关系中未成文但真实运转的规则。当这套信念被正式改写时,候选人首先重新评估的是未来的可预期性。需要区分的是,身份转换改变的是干部管理方式与职业发展路径,已经依法归属个人的养老、年金权益并不因身份变化而灭失,两者应分别看待。
第二层,组织人事部门面对的是信息供给与判断需求之间的错位。干部部门能做的,往往是把承诺书条款写清楚、把程序走完整。但候选人真正需要的信息——考核由谁主导、指标定到什么程度算不达标、不达标之后在什么时限内启动什么程序、聘任关系终止时劳动关系如何处理——如果只停留在制度文本的原则性表述上,而没有变成签字之前可以逐项核对的具体安排,程序走得再完整,也难以消除“转换之后是否还有变数”的疑问。
第三层,转换决策的困难,本质上是一个关于“规则可信度”的判断。公开的制度文本可以写明“放弃原有身份”“退出后不要求恢复”,但候选人需要判断的,不是这些约束本身会不会被突破,而是转换之后的授权、薪酬、考核和退出安排,能不能按照事先写明的规则被稳定地执行。如果这些安排只停留在原则层面,候选人无法在签字之前形成对转换后处境的稳定预期,观望就成为一种可以理解的审慎选择,而不是对改革的消极态度。
二、转换之后,责权利如何衔接
身份转换的难点不能靠“做思想工作”化解,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制度设计的基本问题:候选人是否相信,转换之后他所获得的授权、承担的责任和对应的回报,三者之间是匹配的,并且这种匹配有明确的规则来保障。
四川蜀道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9月披露的《职业经理人选聘和管理暂行办法》,提供了一个把身份、授权和监督写进同一套制度的样本。制度第十二条规定,确有必要从国家出资企业系统内部选聘的,本人须就“聘任后放弃原有干部身份、原有职务岗级、退出后不要求恢复原有身份”等做出书面承诺。但这份制度并非只写了“放弃”。第四条明确“权责对等原则”:赋予职业经理人与其职责相匹配的经营决策权、用人管理权和财务管理权,同时“强化问责监督,建立‘谁决策、谁负责’的追责机制”。制度还规定,学习教育、组织管理、纪检监督等仍按同级企业领导人员要求执行。
蜀道装备的做法说明了一件事:身份转换不是孤立的签字动作,它需要和“转换后凭什么履职、按什么接受监督”写在同一个制度框架里。如果候选人只看到“放弃”,看不到授权与问责如何对等配置,签字就变成了一次单向的风险承担。反过来,当授权边界、监督方式和退出后果被放在同一套规则中呈现时,转换决策才具备可判断的基础。按照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国企改办发〔2020〕2号所附《“双百企业”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操作指引》的框架,职业经理人的契约涉及劳动合同、聘任合同以及年度和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这些文本的功能不只是约束,也是让候选人看清权责边界的依据。
转换的说服力,不在于契约条款的严厉程度,而在于契约所规定的每一项权利、责任和后果,在转换之前是否已经清楚到候选人可以自行判断的程度。
三、把转换条件放到签字之前
政策层面的基准线是清楚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提出“畅通现有经营管理者与职业经理人身份转换通道”。国企改办发〔2020〕2号所附《“双百企业”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操作指引》要求内部竞聘人选就放弃原有身份作出承诺,并明确解除(终止)聘任关系的同时依法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这些规定划定了转换的严肃性,但没有代替企业回答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候选人需要在签字之前看到什么,才足以做出判断。
2026年地方层面仍在出台操作性文件。本溪市国资委2026年3月印发的《本溪市属企业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操作指引(试行)》(本国资发〔2026〕12号),在操作框架中延续了内部竞聘人员须就放弃原有身份作出承诺的要求,并将“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退出”作为制度安排的方向。
巴中市属国企2025年11月的市场化选聘公告,则把身份承诺放到了选聘环节,而不是等人选确定之后再告知。公告明确:聘任人员为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的,聘任后不再保留原有身份;市内国有企业人员参与选聘的,须先行书面承诺“竞聘成功后放弃原有身份、解除(或终止)聘任关系后不得要求恢复原有身份”。身份处理规则在报名阶段就是公开的,候选人可以在决定是否参与竞聘之前看到它。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10月修订的《职业经理人管理制度》,在考察安排上做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区分:首次聘任的职业经理人设立六个月考察期,考察期满经考核合格后转入正式聘用;现任经营管理者身份转换为职业经理人的,无需设立这一聘后考察期。这一区分的准确含义不是“内部人选不考察”,制度同时规定初步人选须经过测评和考察程序,而是聘后考察期只适用于首次聘任者。对内部现任经营管理者而言,组织在转换决策之前已有长期观察,聘后考察期的信息价值有限;转换一旦完成,考核与退出均按管理制度及各自契约执行。考察的位置不同,但规则在签字之前是可见的。
结语
身份转换真正需要的,不是给候选人一个“万一不行还能回去”的承诺,而是让他在签字之前就能看清:转换之后,授权从哪里来,考核由谁定,退出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方式发生。把规则讲清楚,降低的是候选人在信息不完整状态下做判断的不确定性;它不承诺消除所有顾虑,但它让转换的决策回到一个可以被检验的基础上。
转换之前把规则讲清,转换之后按规则履约。当“刚性兑现”成为任期制契约化的下一步,身份转换的推进逻辑也应随之清晰:候选人用来做判断的,应当是一组可以核对的制度安排,而不是一个缺乏制度锚点的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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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嘉伦国咨国企改革研究中心
嘉伦国咨长期关注央国企市场化经营机制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围绕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薪酬考核与退出机制衔接等议题开展研究与咨询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