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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分类考核,不能与薪酬分配脱节

浏览量:64 发布时间:2026-11-20

2026年6月23日,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召开。分类评价、增加值核算、穿透式监管,三项部署摆在同一个盘子里。放在一起看,指向的并不是三件独立的事:分类考核回答“怎么评价”,增加值核算回答“评价什么”,穿透式监管回答“执行得怎么样”。而这三件事最终都要落到同一个出口上——薪酬怎么分。

如果评价标准换了,钱还按老规矩流,改革就只完成了前半程。分类本身不产生激励,指标和分配咬在一起,分类才有行为牵引力。

一、分完类,尺子还没有换

分类考核不是新提法。国务院《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国发〔2018〕16号)早已要求分类确定工资效益联动指标;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令第40号)明确要“合理设置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及权重,确定差异化考核标准,实施分类考核”。2026年度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考核分配工作会议进一步把“深入实施‘一企一策’分类考核”和“切实加强收入分配管理”放在一起部署。

政策框架早就搭好了。卡住的地方不在“分不分”,而在“分完之后怎么办”。分类是管理判断,指标是管理技术,中间隔着一道需要有人把责任认下来的沟。 一个集团把子企业划成商业一类、商业二类和公益类,表格填完了,接下来呢?商业一类里面,贸易板块和制造板块用同一套指标考,还是各给一把尺子?公益类企业承担的政策性任务,在考核表上占多少权重,完成得好不好由谁认定?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一个都需要企业在自己的管理权限内做出说得清楚的判断。

宁夏旅投集团的做法值得看一眼。该集团搭了“1+N+X”考核体系,针对商贸、景区、酒店、科技四类业态分别制定专项考核方案,不是拿一套通用指标盖住所有子企业。2025年,50%以上子企业主动认领了挑战值目标,超额完成任务的企业数量比改革前明显增加。认领行为本身比数字更有意思:如果认领更高目标的企业在考核和分配中得不到可预期的正向反馈,“主动”就不会持续。 分类要走出表格,靠的就是这种认领与兑现之间的循环。

二、增加值核算,考的是价值创造总量

会议部署中还有一项容易被误读的任务: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不少人力条线的第一反应是——增加值怎么挂钩工资?这个问法跳过了中间最重要的一步。

增加值核算是统计制度层面的安排。国家统计局2026年9月印发的《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健全年度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制度”,解决的是“怎么算、按什么口径算”。它和经济增加值(EVA)也不是同一个东西:EVA衡量的是扣除资本成本之后的超额回报,增加值衡量的是企业新创造的价值总量。一个回答“资本效率高不高”,一个回答“价值创造多不多”,两个指标各管一段,谁也不能替代谁。

但这不意味着企业只能等。在经营目标管理和考核体系里,增加值已经可以先用起来。据公开报道,云南省国资委将增加值核算纳入了经营目标考核管理体系,与利润指标并列跟踪。企业层面的动作更具体——中国电气装备在“一企一策”差异化考核中,把增加值与利润总额、经济增加值、战新产业营收占比等并列为共性指标,同时对骨干制造类三级企业的增加值实行提级考核,结果与二级企业考核挂钩。考核结果的应用是刚性的:根据业绩考核得分直接计算薪酬,得分越高薪酬越高。增加值在这里不是替代利润,也不是替代EVA,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价值创造维度进入考核表,再通过考核得分传导到分配。 路径比“核算结果直接挂钩工资”要长,但它是当前制度条件下真实走得通的一条。

管理学里有一个很老的观察,放在这里刚好合适。Kerr在1975年指出,组织一边希望成员做某件事,一边却在奖励另一件事,成员会理性地选择被奖励的行为,而不是被期待的行为。国企考核分配中的错位,往往不是指标写错了,而是指标和兑现之间缺了条件对应。利润是政策允许的联动指标,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如果承担公益任务的企业也主要按利润增量评价,政策性贡献就难以在分配中体现;如果分类方案区分了功能定位,分配规则却没有随之调整,分类就容易失去行为牵引力。

考核指挥棒的方向和薪酬兑现的方向一旦分叉,增加值核算就只是一个统计数。 真正需要看的不是表上写了什么,而是钱最终奖励了什么样的行为。

三、从总额到个人,规则怎样接上

工资总额与效益联动,制度上已经跑了好几年。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令第39号)在预算层面确立了“效益决定、效率调整、水平调控”的决定机制,并对企业内部分配提出了原则性要求。框架是清楚的,难的是企业自己把从总额到个人的执行规则接连贯。

通辽市国资委的“预发加清算”机制,处理的是员工绩效工资这一段。该市在出资监管企业推行“一企一策、八级五档”薪酬体系,绩效工资占比不低于50%,绩效工资按月预发60%,剩余40%待年终考核结束后一次性兑现,多退少补。这个安排真正的意义不在清算本身,而在于日常发放和年度清算被接上了——员工在年度中间就知道,自己有一部分绩效工资处于“待考核”状态,而不是等到年底才看到结果。

同一份文件里还有另一条线,针对的是企业负责人。未完成减亏治亏目标的企业,集团领导班子成员绩效年薪按20%比例扣减;企业增亏或转亏的,按50%比例扣减。两条线放在一起看,边界必须说清楚:预发清算的对象是员工绩效工资,扣减规则的对象是集团领导班子成员绩效年薪。两套规则,两个主体,两种兑现逻辑,不能互相替代,更不能读成同一套规则的前后环节。

宁夏旅投走的是另一个方向。考核结果与负责人薪酬、岗位调整、干部任免、评优评先全面挂钩,班子成员(集团领导班子成员)薪酬差距达到3倍以上。差距本身不是目的。它之所以站得住,是因为前面的分类和指标认领已经为差距提供了可追溯的依据。先有分类和认领,差距才是考核结果;没有前端规则支撑,差距就缺少可解释的依据。

两个案例的共同点,不在于分类方法多复杂、激励力度多大,而在于分类依据、考核结果和分配方式之间形成了可以追溯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不需要等一套全国统一公式才能建立。它首先要求企业在自己的管理权限内,把规则写清楚,把责任落到具体主体上。

四、衔接这件事,不是一个部门的事

分类考核要真正传到薪酬,靠人力条线一张表完不成。推进有先后:先明确分类依据和考核责任,再统一指标口径和目标核定;增加值等指标的核算口径和数据来源,需要财务和统计部门同步确认后,才能进入考核目标核定环节;随后衔接工资总额预算、内部配置和兑现规则;最后通过穿透式监管检验执行的一致性。考核目标怎么定,涉及经营管理部门;工资总额预算怎么测、清算依据是什么,需要财务和人力共同确认;分类依据能不能经得起董事会审议和穿透监管的检验,需要更高层面的决策推动。

分类考核的成效,最终要落在目标、预算和分配规则的一致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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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嘉伦国咨国企改革研究中心

嘉伦国咨长期关注央国企市场化经营机制建设,围绕分类考核、绩效管理体系优化、工资总额决定机制与管控、薪酬分配机制衔接等议题开展研究与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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