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索扣回为何“有制度、难执行”
2026年2月,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考核分配工作会议,在部署年度重点任务时明确提出“切实加强收入分配管理”。这项工作与2026年1月1日施行的《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令第46号)形成前后衔接:追责的制度框架已经搭好,收入分配环节能不能把责任认定与薪酬处理接上,是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
薪酬激励能否形成有效约束,既要看考核结果能否兑现,也要看发现问题之后,责任认定能不能与薪酬处理接上。对集团及所属企业而言,追索扣回需要说清楚的是:什么情形应当启动,依据什么认定责任,由谁决定,扣哪一笔、扣多少。 有制度、难执行,难的不是制度文本,而是制度与具体情形之间的那段路。
一、追索先要有清楚的适用边界
追索扣回在子企业层面最常卡住的地方,不是没有制度条款,而是条款与具体情形之间缺少可操作的对应关系。这里所说的“子企业层面”,指向二三级子企业承担执行职能的环节,而非集团总部的制度设计层面。
46号令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央企业所属子企业发生资产损失或其他不良后果、按照办法应当追究中央企业有关人员责任时,扣减和追索责任认定年度30%—100%的绩效年薪,以及责任认定年度所在任期或最近一个完整任期30%—100%的任期激励收入。这个区间的功能是给责任追究留出裁量空间,对准的是总部层面的责任认定,不能直接搬用为子企业人员的通用扣减标准。子企业需要的,是把上位制度中的违规情形、损失分级和责任类型与自身业务场景对接起来——不是重新发明标准,而是完成一次从制度语言到管理语言的翻译。
翻译的前提是边界清楚。46号令第二十二条将资产损失划分为一般、较大、重大三级:一般资产损失为不足500万元,较大资产损失为500万元及以上、不足5000万元,重大资产损失为5000万元及以上;条文同时明确,“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标准本身是清晰的。模糊的是企业内部的衔接:一笔或有损失在尚未最终确认时算不算触发,一个项目的风险信号该由哪一层级受理,同一岗位此前审批的项目集中出现风险线索时,是作为个人责任线索还是业务复盘线索处理。边界写不清楚,追责要么启动不了,要么启动之后收不住。
二、从风险线索到责任结论,中间不能断
追索扣回之所以在不少企业停留在制度文本层面,一个结构性原因是:风险线索的发现、责任的认定和薪酬的处理,分属不同部门、不同流程、不同时间节奏。
46号令已经规定了受理、核查、定责和申诉的程序要求。第六十三条至第六十九条对线索来源和受理程序作出安排,审计、巡视等监督移交本就是合法的线索来源;第七十六条要求工作组将核查确定的事实和相关依据告知责任人,由其陈述、申辩并签署意见。程序是完整的。问题不在上位制度缺少入口,而在于企业如何把现有程序接入日常管理,让线索在进入核查之后,有一条从事实到结论的清晰路径。
Holmstr?m在讨论道德风险时指出,当代理人的行为不能被完全观察,那些对判断行为质量有增量价值的信息,可以改善仅以最终经营结果为依据的契约设计。追索扣回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触发条件如果只写“造成重大损失”,企业很难把个人行为与最终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说清楚。把授权是否越界、风险提示是否被记录、决策程序是否被遵守、应当报告的风险事项是否履行了报告义务这类过程事实纳入触发情形的描述,追责才有可核查的锚点。
一条可操作的触发情形,不是一句“风控不到位”,而是行为、后果、证据和处理指向的组合。以“未按规定履行风险报告义务”为例:行为是应当报告的重大风险事项未在合理期限内报告,后果是该风险事项最终形成资产损失或不良后果,证据是风险台账、报告记录与损失认定材料之间的对应关系,处理指向则是根据责任类型和损失等级,对应到46号令第三十九条的绩效年薪扣减追索比例。线索不必都通向追责,但每一条进入核查的线索,都应当有明确的受理、核实和结论出口。
三、薪酬处理不能跳过决策权限
即便责任认定已经完成,薪酬处理仍有一步容易被跳过:谁有权决定扣减、追索或止付。
46号令第四条确立“分级分层追责”原则,要求按照国有资本出资关系和干部管理权限界定责任追究工作职责。这意味着,责任追究部门认定的是“有没有责任、什么责任”,薪酬处理则要回到出资关系、授权体系和公司治理程序中确定处理主体。人力部门是执行环节的重要承担者,但定责与定薪的权限分界需要在制度中写清楚——既不能由人力部门替代责任追究部门作出责任结论,也不能让责任认定停留在纸面、不进入薪酬执行。权限边界清楚,既是对被追责人程序权利的保障,也是对企业自身的保护。
与权限问题紧密相关的,是支付安排如何承接跨期责任。上海城投控股2026年3月公告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将业绩弄虚作假、财务数据偏差影响重大并影响考核分配、违法违规造成损失等情形列入止付追索范围,绩效年薪实行3年递延支付,任期激励设置锁定期,追索扣回适用于已退休人员。这个制度样本的价值不在于比例高低,而在于它把触发情形、可追索的薪酬项目和跨期支付安排放进了同一套规则。递延支付改善的是薪酬兑现与风险显现之间的时间衔接,让追索在技术上“有东西可追”;但它不能替代责任认定,也不保证追回必然实现。未支付薪酬的止付、已支付薪酬的追索和违规所得的清退,是不同性质的处理,需要在制度中分别对应。
四、制度写到什么程度,才算能执行
政策依据已经具体到操作层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的意见》(国办发〔2016〕63号)要求国有企业细化经营投资责任清单,明确岗位职责和履职程序,并规定责任追究制度报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备案。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双百企业”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操作指引〉和〈“双百企业”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操作指引〉的通知》(国企改办发〔2020〕2号)对“双百企业”提出建立薪酬追索扣回制度,并在岗位聘任协议中予以明确。46号令第八十六条进一步要求中央企业结合实际情况细化责任追究的范围和标准,报国务院国资委备案。上位要求指向同一件事:企业需要把“追什么、谁来定、怎么扣”写成自己能够运转的规则。
湖南湘科控股集团2025年3月公布的巡视整改通报,提供了一个非金融国企实际执行的记录。通报披露,针对项目经营管理、风险防控问题开展追款追责,1名责任人移送司法机关,2名责任人受到纪律处分,对14人提出组织处理与扣减薪酬意见,累计扣减(追索)薪酬306088元。这一记录说明追索扣回在非金融国企中是可以发生的。需要准确理解的是,“提出意见”与“实际执行到位”之间仍有距离,通报本身没有披露每一条意见的执行结果,也没有回答企业日常触发机制是否运转。建立常态化受理和启动机制的必要性,来自文章对制度衔接的分析,而非对湘科集团管理状态的推断。
上海城投控股的制度样本回答了“规则写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触发情形具体到可识别,薪酬项目明确到可追索,支付安排覆盖到追索能力不因时间推移而完全消失,适用范围延伸到离职和退休人员。湘科集团的执行记录则提示了另一个问题:规则写出来之后,需要一个让线索进入程序的日常入口。清单的作用是把追责边界写清楚,程序的作用是让每一个扣减和追回经得起事实和权限的检验。
结语
追索扣回从总部制度走向子企业执行,缺的不是一纸文件,而是把适用边界、事实认定、决策权限和支付安排连接起来的那套规则。
边界清楚,企业才敢启动;程序完整,启动之后才站得住。这两件事做到,追索扣回才不至于停在“有制度、难执行”的半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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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嘉伦国咨国企改革研究中心
嘉伦国咨长期关注央国企市场化经营机制,围绕经理层任期制与契约化管理、薪酬绩效及激励约束机制开展研究与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