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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十四五”开局:五大趋势与五大猜想

浏览量:1111 发布时间:2020-09-22

“十四五”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来说是“三个五年”的开启。“十四五”是我国进入新时代后的第一个五年,是迈入高收入国家后的第一个五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实现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两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一个五年。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主要体现为三个“百年大局”的叠加。“十四五”时期,我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调整期、百年未遇之大疫情持续影响期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陈昌盛等,2020)。这决定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结构注定要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

本报告主要对“十四五”期间全球宏观趋势、国内经济增长特征、宏观调控治理思路等进行猜想。

01上篇:五大趋势

“十四五”期间全球宏观两大背景与国内经济增长特征

趋势一:全球治理体系“东升西渐”,中美博弈加剧,并向多个领域蔓延,局部脱钩压力上升。

疫情使全球深层次矛盾更加凸显,并有演变成持久性冲击的风险,加速“十四五”时期全球政经秩序、治理体系变革。从历史上来看,席卷全球的传染病疫情之后,经济社会发展格局都发生了重大调整。疫情的影响或将持续至2022年,贯穿“十四五”前半段,进而推动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体系加速变革。

“十四五”期间,世界主要经济体份额占比承继“东升西渐”态势,中国对美国赶超态势更明显,中美博弈进一步加剧。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十四五”期间,中、美、欧经济占比将分别达到18.1%、21.9%和19.3%;我国经济总量将在2027年超过欧盟,在2032年超过美国。

中美博弈加剧,逆全球化趋势难以改变,一球两制“One world,two systems”风险在上升。疫情影响深化使全球新一轮贸易周期开启困难重重,全球贸易规则、技术、资本以乃至全球产业链割裂态势益发明显。

趋势二:疫情影响延续,全球“高债务、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特征更为凸显。

疫情是个放大器,使全球经济长期减速的结构性因素更为凸显。疫情过后,各国刺激政策导致实体、金融脱钩,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居民部门消费、加杠杆扩张乏力,各国难以摆脱对高债务、低利率的依赖。金融、实体脱钩,贫、富加剧导致各国收入不平等深化,边际消费倾向、平均消费率持续下降,居民部门加杠杆乏力。

(1)“收入分配恶化→边际消费倾向低→居民消费乏力”需要新一轮财富再分配周期。此次疫情过后,各国刺激政策带来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收入分配加剧不是在缩小,而是进一步扩大;(2)“逆全球加剧→全球贸易疲弱”需要新一轮全球贸易规则的重建,“十四五”期间或很难实现。

“十四五”期间,全球经济对我国经济将呈现拖累,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拐点。根据历史数据,我们发现全球GDP增速变动对中国GDP增速变动的弹性约为0.45,即全球GDP增速提升1个百分点,对中国GDP增速拉升约0.45个百分点。根据IMF对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2020-2024年平均经济增速较2015-2019年下降约1.05个百分点,则对中国实际GDP的拉低约0.47个百分点。我们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速,在基准情形下,2025年将逐步放缓至4.9%,到2030年则可能降至4.45%。

趋势三:经济加速进入中速增长平台,要素贡献发生变化,劳动力质量红利推升TFP

从要素贡献来看,预计“十四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难以实现两位数的增长,平均增速预计会保持在7%左右,劳动人口的年均增速为-0.15%。虽然“十四五”期间人口红利会衰退,但是人口质量红利会逐步显现,推升TFP的贡献。

趋势四:我国迈入高收入经济体队列,经济结构加速向消费型驱动转换

 “十四五”是我国人均GDP从1万美元走向1.5万美元高收入的阶段。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使得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进一步向“消费型”转化。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与经济驱动力转换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息息相关。“十四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扩大内需,降低居民储蓄率,用居民内部消费需求消化投资产生的产能,承接以前的出口,形成自我畅通、自我循环的经济体。从需求结构来说,“十四五”期间,储蓄率持续下降,消费、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差距进一步扩大。2010年前后,我国消费率开始超过投资率。“十四五”时期,消费率上升、投资率下降的速度进一步加快。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到2024年底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将超过1.4万美元;消费率将由2019年的55.4%上升至2025年的60%左右,投资率将由2019年的43.1%下降至40%左右。

趋势五:数据超越资本、土地,与劳动力资本结合成为最活跃要素;数字经济成为创新增长主要内容;产业“数智化”特征更明显

“十四五”期间,全球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持续深化。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依托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前三次工业革命实现(机械)自动化、电气化、数字化的基础上实现智能化。在这个过程中,将伴随全球第五次产业转移,而劳动力成本、中美经贸摩擦、COVID-19疫情等加快了这一进程,“智能化”是未来产业的发展趋势。

2020年上半年两大重磅文件拓展要素领域,体现了与第四次工业革命“智能化”趋势下生产的新特点,大数据正在朝着生产要素的形态演进。2020年4月9日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第一次把“数据”要素和其它要素并列写入政策文件。5月20号公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建立数据要素市场具体举措。

02下篇:五大猜想

十四五”期间国内宏观治理与调控的政策主线

猜想一: “十四五”期间,推进高质量发展,“民生”超越“增长”成为首要诉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延续和深化,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是新主线。

伴随我国迈入高收入国家队列,“十四五”期间仍将延续高质量发展思路,总量增长目标更加让位于就业、民生诉求。预期“十四五”指标体系将沿袭“十二五”规划以来的目标和指标框架,在“十三五”规划目标的基础上,围绕“经济发展、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和开放发展”五大发展理念形成指标体系。

“十四五”时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要素市场化”为着眼点和突破口。“十四五”时期 要素市场化改革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1、劳动要素方面,继续优化调整人口政策,加快完善教育、医保、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步伐;

2、土地要素方面,核心是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重点是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入市,进一步深化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等的流转机制;

3、资本要素方面,“十四五”期间将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决需求、供给不匹配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以及进一步扩大直接融资的比例;

4、数据要素方面,数据超越资本、土地,与劳动力资本结合成为最活跃要素,数字经济成为创新增长主要内容。

“十四五”时期财政政策核心着眼“可持续性”;中央政府加杠杆、金融周期下行深化,“非常规”货币政策破局。“十四五”期间,财政改革的两大重点,一是重构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二是在老龄化与人口通缩压力下大力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增进财政可持续性。我国目前处于第二个金融周期的下行期。非金融企业已经开始去杠杆,但负债率仍然处于危险区间。“十四五”期间,我国金融周期下行或将深化。对冲居民、企业部门杠杆率下降,中央政府杠杆率将持续抬升。央行购买国债等基础货币投放新机制、“非常规”货币政策将逐步破局。

文章来源:国泰君安证券贵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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