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前沿】改革是对国资最好的保护
国资流失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平时讨论比较集中的是存量国资的显性流失，象改制重组、股权转让、产权交易、资产处置等环节往往是国资流失多发地带，如：资产审计、评估、挂牌程序不规范、不严谨，或未经规范程序，交易不透明；隐匿资产或提供虚假财务会计资料，导致审计、评估结果失真，或故意压低评估值；产权转让、资产处置或拍卖竞价过程中，故意压低交易价格；严重偏离市场价格开展承包、租赁或购销等业务；在国企改制时，存在国有资产低价折股、低价出售的故意行为；在混合所有制和合资、合作过程中，监管不到位等等。其他国资显性流失的情形还有很多，如：滥用企业经营权，或内部人控制，侵占国有资产或权益；行使出资权、监督管理权时，违规非法干预企业经营权；违反财务管理制度，徇私舞弊，设立小金库、账外账，非法侵占国有资产或权益；决策失误，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管理不善，坐吃山空、挥霍浪费，或是听任国有资产风吹雨淋日晒、跑冒滴漏贬损等。这类存量国资的显性流失大都是人为造成的，且存在利益输送、中饱私囊等主观故意和违法违规违纪之类的情形。近年来国资管理部门通过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强化监管，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已经得到有效遏制。当然，防范此类国资流失永远在路上，必须持之以恒，丝毫不能松懈、松劲。
本文探讨的则是另外一种国资流失，那就是体制性的国资流失。这类国资流失往往是隐性的，容易被忽视，但总量规模上比显性流失大得多。这类国资流失大都是体制性因素造成的，不存在主观故意和违法违规违纪等人为因素，因此很难责任到人。当中既有存量资产的流失，但更多体现为国资增量的减少，如更低的效率、效益以及更少的产出，还有不少体现为资源配置上巨大的机会成本损失等。譬如，国资国企多以实物形态、企业形态存在，普遍老化、僵化、硬化、固化、沉淀、板结，流动性很低，无法彰显市场价值。相对数百万亿元国资总量而言，上市国企仅约40多万亿元，证券化程度不高，绝大部分国资游离在资本市场之外，未能进入真正的市场估值体系；由于国有一股独大及公司治理等诸多原因，上市国企在资本市场成为特殊的存在，对市场发出的价格信号不敏感，造成价值长期被扭曲、被低估，PE、PB估值水平普遍比民营上市公司低近40-50%不等；当前，国资国企仍大量布局在市场机制最为有效的竞争性行业和传统产业，严重影响效益、效率，也影响经济活力；政企不分，政府保护，行政化趋势强化，程序至上等，导致国资运营效率低下，寻租频发；从机会成本角度看，相对民营企业，国资国企占据大部分信贷融资资源及其他资源，且处于相对垄断地位，而在就业、税收、GDP创造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贡献却极不相称，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值得深思。如此种种。总之，传统国资管理强调管人、管事、管资产、管企业，管头管脚，事无巨细都要管，看似对国资国企加了一道锁，好像在保护国资，但由于远离了市场，降低了效率、效益，也就扭曲、破坏了价值，其结果恰恰是国资的体制性流失。
杜绝国资体制性流失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关于国资国企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已经明确了方向，进行了顶层设计，规划了路径，归纳起来就是：体制层面，以管资本为主，探索两类公司或平台公司，加快国企资本化进程，推进国有经济实现方式的资本化；微观国企层面，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突破口，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建立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是我国国资国企改革方面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资本运动规律表明，流动性才是价值的源泉。国资保值增值，必须跳出传统国资管理理念、模式，真正切换到管资本的理念和模式上来，让国有资本流动起来，充分混合到我国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去，这样经济体才能活力迸发。事实上，经济体跟人体差不多，当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国有资产以比较固化的形态存在时，就可能影响经济体血脉的流畅，“血脂、血压、血糖、胆固醇”都可能高起来，造成经济体出现“亚健康”；当以国有资本这一流动性强的价值形态存在时，它们就可以渗透到经济体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中去，成为经济的活力、张力之源。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从国资优化布局、现代企业制度和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高度，就国资国企改革作出部署：“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当前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关键还是要解决思想问题、认识问题、理念问题、思维方式问题，迫切需要思想破冰，开启第二次思想解放。2018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出席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时强调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地位”，指出“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的关键阶段，也是改革乘数效应最大的阶段，”要求“以‘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思路，扎实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大胆务实向前走”。这一阐述道出了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振聋发聩，引人深思。当今社会，计划经济思维钢印根深蒂固、挥之不去，动不动将国资国企改革与私有化、国资流失划等号，宁左勿右，上纲上线，结果是讳疾忌医，形式上守住了国资，实质是“肉烂在锅里”，或是导致存量国资不断缩水、蒸发，出现令人心痛的“冰棍效应”。这是国有大量沉淀资产、低效资产、不良资产、僵尸企业的根本成因。一二十年前，全国范围内国有老字号品牌、国有知名品牌大面积体制性消亡就是最好的镜鉴；改革往往针对困难企业、中小企业、非核心业务小打小闹，结果上面要改的很难改，优质国企、核心业务想改不让改。好比一篮子苹果，如果总是先吃烂苹果，结果只能一直吃烂苹果，很容易错过“改革乘数效应最大的阶段”；混合所有制改革旨在“取长补短”，真正发挥市场化机制作用，推进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和市场化。实践中却演变成了国有收编民营，结果不仅无法取得帕累托改进，还容易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形；程序至上，唯程序主义。看看科创企业体制方面的差异性。我国推出科创板、北交所及全面注册制以后，民营科创企业一年进行二、三轮融资、引战比比皆是，如果国有科创企业做一轮融资、引战，经过内部决策、审计、评估、挂牌等一系列程序，耗时一、二年比比皆是。这样的效率、机制与科创企业发展是极不匹配的，很难适应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要求。改革要讲程序、讲规范，装进制度的笼子里，但决不能因此陷入程序“怪圈”，被程序牵着走，画地为牢固步自封举步不前。今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强调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提高创造性执行能力，“都要有服务意识、发展意识，特别是在履行审批、管理职能时，不能光踩刹车、不踩油门；不能尽设路障、不设路标；凡事要多作‘应不应该办’的价值判断，不能简单地只作‘可不可以办’的技术判断。”当下，国资国企更加呼唤这样的创造性执行能力。
国资流失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平时讨论比较集中的是存量国资的显性流失，象改制重组、股权转让、产权交易、资产处置等环节往往是国资流失多发地带，如：资产审计、评估、挂牌程序不规范、不严谨，或未经规范程序，交易不透明；隐匿资产或提供虚假财务会计资料，导致审计、评估结果失真，或故意压低评估值；产权转让、资产处置或拍卖竞价过程中，故意压低交易价格；严重偏离市场价格开展承包、租赁或购销等业务；在国企改制时，存在国有资产低价折股、低价出售的故意行为；在混合所有制和合资、合作过程中，监管不到位等等。其他国资显性流失的情形还有很多，如：滥用企业经营权，或内部人控制，侵占国有资产或权益；行使出资权、监督管理权时，违规非法干预企业经营权；违反财务管理制度，徇私舞弊，设立小金库、账外账，非法侵占国有资产或权益；决策失误，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管理不善，坐吃山空、挥霍浪费，或是听任国有资产风吹雨淋日晒、跑冒滴漏贬损等。这类存量国资的显性流失大都是人为造成的，且存在利益输送、中饱私囊等主观故意和违法违规违纪之类的情形。近年来国资管理部门通过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强化监管，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已经得到有效遏制。当然，防范此类国资流失永远在路上，必须持之以恒，丝毫不能松懈、松劲。
本文探讨的则是另外一种国资流失，那就是体制性的国资流失。这类国资流失往往是隐性的，容易被忽视，但总量规模上比显性流失大得多。这类国资流失大都是体制性因素造成的，不存在主观故意和违法违规违纪等人为因素，因此很难责任到人。当中既有存量资产的流失，但更多体现为国资增量的减少，如更低的效率、效益以及更少的产出，还有不少体现为资源配置上巨大的机会成本损失等。譬如，国资国企多以实物形态、企业形态存在，普遍老化、僵化、硬化、固化、沉淀、板结，流动性很低，无法彰显市场价值。相对数百万亿元国资总量而言，上市国企仅约40多万亿元，证券化程度不高，绝大部分国资游离在资本市场之外，未能进入真正的市场估值体系；由于国有一股独大及公司治理等诸多原因，上市国企在资本市场成为特殊的存在，对市场发出的价格信号不敏感，造成价值长期被扭曲、被低估，PE、PB估值水平普遍比民营上市公司低近40-50%不等；当前，国资国企仍大量布局在市场机制最为有效的竞争性行业和传统产业，严重影响效益、效率，也影响经济活力；政企不分，政府保护，行政化趋势强化，程序至上等，导致国资运营效率低下，寻租频发；从机会成本角度看，相对民营企业，国资国企占据大部分信贷融资资源及其他资源，且处于相对垄断地位，而在就业、税收、GDP创造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贡献却极不相称，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值得深思。如此种种。总之，传统国资管理强调管人、管事、管资产、管企业，管头管脚，事无巨细都要管，看似对国资国企加了一道锁，好像在保护国资，但由于远离了市场，降低了效率、效益，也就扭曲、破坏了价值，其结果恰恰是国资的体制性流失。
杜绝国资体制性流失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关于国资国企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已经明确了方向，进行了顶层设计，规划了路径，归纳起来就是：体制层面，以管资本为主，探索两类公司或平台公司，加快国企资本化进程，推进国有经济实现方式的资本化；微观国企层面，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突破口，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建立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是我国国资国企改革方面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资本运动规律表明，流动性才是价值的源泉。国资保值增值，必须跳出传统国资管理理念、模式，真正切换到管资本的理念和模式上来，让国有资本流动起来，充分混合到我国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去，这样经济体才能活力迸发。事实上，经济体跟人体差不多，当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国有资产以比较固化的形态存在时，就可能影响经济体血脉的流畅，“血脂、血压、血糖、胆固醇”都可能高起来，造成经济体出现“亚健康”；当以国有资本这一流动性强的价值形态存在时，它们就可以渗透到经济体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中去，成为经济的活力、张力之源。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从国资优化布局、现代企业制度和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高度，就国资国企改革作出部署：“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当前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关键还是要解决思想问题、认识问题、理念问题、思维方式问题，迫切需要思想破冰，开启第二次思想解放。2018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出席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时强调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地位”，指出“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的关键阶段，也是改革乘数效应最大的阶段，”要求“以‘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思路，扎实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大胆务实向前走”。这一阐述道出了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振聋发聩，引人深思。当今社会，计划经济思维钢印根深蒂固、挥之不去，动不动将国资国企改革与私有化、国资流失划等号，宁左勿右，上纲上线，结果是讳疾忌医，形式上守住了国资，实质是“肉烂在锅里”，或是导致存量国资不断缩水、蒸发，出现令人心痛的“冰棍效应”。这是国有大量沉淀资产、低效资产、不良资产、僵尸企业的根本成因。一二十年前，全国范围内国有老字号品牌、国有知名品牌大面积体制性消亡就是最好的镜鉴；改革往往针对困难企业、中小企业、非核心业务小打小闹，结果上面要改的很难改，优质国企、核心业务想改不让改。好比一篮子苹果，如果总是先吃烂苹果，结果只能一直吃烂苹果，很容易错过“改革乘数效应最大的阶段”；混合所有制改革旨在“取长补短”，真正发挥市场化机制作用，推进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和市场化。实践中却演变成了国有收编民营，结果不仅无法取得帕累托改进，还容易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形；程序至上，唯程序主义。看看科创企业体制方面的差异性。我国推出科创板、北交所及全面注册制以后，民营科创企业一年进行二、三轮融资、引战比比皆是，如果国有科创企业做一轮融资、引战，经过内部决策、审计、评估、挂牌等一系列程序，耗时一、二年比比皆是。这样的效率、机制与科创企业发展是极不匹配的，很难适应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要求。改革要讲程序、讲规范，装进制度的笼子里，但决不能因此陷入程序“怪圈”，被程序牵着走，画地为牢固步自封举步不前。今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强调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提高创造性执行能力，“都要有服务意识、发展意识，特别是在履行审批、管理职能时，不能光踩刹车、不踩油门；不能尽设路障、不设路标；凡事要多作‘应不应该办’的价值判断，不能简单地只作‘可不可以办’的技术判断。”当下，国资国企更加呼唤这样的创造性执行能力。
改革是对国资最好的保护，不改革才是最大的国资流失。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要强化这种意识。要建立容错机制，松绑不合时宜的思想枷锁、禁锢羁绊和脚镣手铐，解放层层加码的“紧箍咒”，切实解决基层改革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国资国企改革是当下我国经济破局、突围的“牛鼻子”，要不折不扣落实“以管资本为主”，践行国有经济实现方式的资本化：大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国资基金化运作，以国有资本促进国有经济优化布局，形成创新导向型的经济结构，建立市场友好型、创新友好型的国有经济，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周道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