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国企战略的深层重构与实践突围
当新经济浪潮席卷而来，当“规模扩张”的传统路径逐渐触及天花板，国企改革已不再是简单的“提质增效”，而是一场关乎基因重构、功能重塑的深刻革命。“十五五”时期，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载体，国企的战略选择，不仅决定自身的生存发展，更关乎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话语权，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质量。
不同于市面上泛谈的“国企要创新”“要改革”，我们更需穿透表层，直面国企战略深层的结构性矛盾，探寻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的破局之道——这场变革的核心，是从“规模导向”向“价值导向”的跃迁，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重塑”的转变，从“政策驱动”向“生态驱动”的升级。
一、跳出“路径依赖”，直面三大结构性错配
长期以来，国企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压舱石”角色，但在新经济形态（平台经济、智能经济、数据经济等）的颠覆性冲击下，传统战略逻辑已难以适配时代需求，深层矛盾集中体现为三大结构性错配，这也是多数国企战略落地乏力的核心症结。
其一，治理范式与市场需求的错配。新经济的核心特征是敏捷性、开放性，而部分国企仍受行政惯性影响，层级冗长、决策低效，条块分割与数据孤岛现象突出，难以跟上市场“分秒必争”的竞争节奏，更难以构建开放的创新生态，在产业链协同中陷入被动。比如，一些传统制造类国企，即便拥有深厚的产业积淀，也因决策流程繁琐，错失了数字化转型的最佳窗口期。
其二，激励机制与创新属性的错配。新质生产力源于颠覆性技术突破，而这类突破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的特征，与国企现行以短期财务指标为核心的考核体系严重脱节。短期利益导向下，管理者不愿投入前沿技术探索，而相对刚性的薪酬体系，也让国企在顶尖科技人才的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难以留住“创新火种”。
其三，要素利用与价值释放的错配。国企手握海量数据、土地、技术等核心资源，却因体制性梗阻未能充分激活——数据资源难以实现从“资源”到“资产”的跃迁，绿色转型受制于路径依赖和成本压力，优质资产闲置与低效运转并存。正如四川国资国企曾面临的困境，即便资产规模持续增长，也需通过大刀阔斧的重组整合，才能破解布局不优、活力不足的难题。
这些矛盾的本质，不是国企“不愿改”，而是传统战略思维未能突破“规模至上”的惯性，未能将“核心功能”与“市场活力”真正结合，导致战略定位模糊、执行路径脱节。
二、从“功能重塑”出发，锚定五大新赛道突围
“十五五”时期，国企战略的核心重构方向，是摆脱“跟随者”角色，成为塑造新质生产力的主导力量，而这需要立足五大新经济形态，完成功能定位的系统性升级——不再是单纯的“产业参与者”，而是“生态构建者”“技术策源者”“规则制定者”。
第一，平台经济：从“被动参与”到“生态组织”。国企的核心优势的是“链主”地位和产业积淀，而非单纯的规模优势。央企可依托装备制造、能源化工等领域的积累，牵头建设垂直行业产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产业链全流程协同；地方国企则可发挥区域优势，搭建特色产业供应链协同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四川数据集团的成立、省港投集团多式联运数智平台的上线，正是国企在平台经济领域的有益探索，用生态协同激活产业活力。
第二，智能经济：担当“技术策源”与“场景供给”双重角色。国企不能只做技术的“使用者”，更要做技术的“培育者”。一方面，加大对人工智能基础理论、核心算法等“硬科技”的长期投入，主导建设国家级AI算力基础设施；另一方面，通过“揭榜挂帅”等机制，开放电力调度、金融风控等高价值应用场景，为AI技术迭代提供试验场，以场景优势换取技术优势。蜀道集团打造的高速公路建设“智慧大脑”，正是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典范。
第三，数据经济：引领“资产化”进程，激活沉睡价值。数据是新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而国企是数据资源的富集方。当前，国企的关键任务的是推进数据“入表”，建立健全数据治理体系，探索科学的价值评估方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过隐私计算、联邦学习等技术，推动数据“可用不可见”地开放，探索数据信托、数据经纪等新模式，让“数据金矿”真正产生价值。四川算云科技承建的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平台，正是数据要素赋能数字经济的重要实践。
第四，低空经济：抢占“新赛道”，打造增长新极。低空经济是未来产业的重要增长点，而国企在航空、基建、通信等领域的既有优势，使其成为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服务的核心力量。国企可主导构建“通信—导航—监视—气象”一体化低空智联网络，推进起降场、充换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探索“低空+文旅”“低空+应急”等融合模式，实现产业布局的前瞻性突破。
第五，低碳经济：扛起“主力军”责任，推动绿色跃迁。双碳目标不是“约束”，而是国企战略转型的重要契机。高耗能行业国企需将节能降碳作为“生命线”，大规模实施技术改造，探索CCUS等前沿减碳技术；能源国企要加快向综合智慧能源服务商转型，大力发展风、光、氢、储等新能源；国有金融机构则需创新碳金融产品，引导社会资本流向绿色领域。四川能源发展集团的组建、金沙江银江水电站的投产，正是国企践行绿色战略的生动实践。
三、五大关键举措，破解改革“最后一公里”难题
战略重构的核心，在于落地执行。“十五五”时期，国企战略落地不能再走“口号式改革”的老路，而需聚焦“机制革新、资本优化、创新赋能”，通过五大关键举措，破解改革落地的堵点难点，实现“物理重组”向“化学融合”的转变。
一是完善现代公司治理，释放决策活力。国资监管机构应实行权责清单和负面清单管理，减少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行政干预；推动容错免责机制清单化，明确改革创新失误与违纪违法的界限，让管理者敢闯敢试。同时，强化董事会“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的职能，压缩管理层级，实现组织扁平化、决策敏捷化，破解行政惯性带来的效率瓶颈。
二是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激活人才动力。针对核心科技人才，探索薪酬总额单列、“科技人才特区”等模式，推广股权激励、超额利润分享等中长期激励措施，打破“大锅饭”“铁饭碗”。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从“混资本”向“转机制”深度嬗变，切实保障非公资本的治理话语权，通过市场化机制倒逼企业提升活力。四川社保科创基金的设立、川航集团的增资扩股，正是资本与机制协同赋能的有效尝试。
三是优化国有资本布局，聚焦主责主业。强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战略引领作用，设立聚焦五大新经济形态的产业引导基金；加快“有进有退”的结构调整，将国有资本集中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清理非主业、低效无效资产，推动“一企一业、一业一强”。四川通过密集重组整合，新组建6户、优化整合4户省属国企，正是布局优化的生动实践。
四是构建协同创新生态，强化科技赋能。支持国企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开展协同攻关；在业绩考核中提高创新指标权重，探索“研发投入视同利润”的考核办法，引导企业加大长期研发投入。同时，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开放创新资源，让国企成为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孵化器”。
五是激活数据要素价值，筑牢数字底座。加快制定国有企业数据资产管理规则，明确数据权属与流转规则；推动设立首席数据官职位，统筹数据战略与安全治理，构建“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安全计算范式，让数据要素成为国企战略转型的核心支撑。
四、战略跃迁，始于认知，成于实干
“十五五”时期的国企战略，早已超越了“做大做强”的传统范畴，而是一场关乎“生存与发展”的深刻变革。这场变革，没有现成的路径可遵循，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借鉴，需要国企跳出路径依赖，直面深层矛盾，以“功能重塑”为核心，以“机制革新”为支撑，以“创新赋能”为动力，在新经济赛道上主动识变、应变、求变。
国企的战略突围，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而是要在服务国家战略中找准定位，在市场化竞争中提升能力，在协同创新中凝聚合力。当国企真正摆脱“规模焦虑”，聚焦“核心价值”，破解结构性矛盾，激活发展动能，才能真正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导力量，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未来，国企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规模的大小，而是功能的强弱、创新的快慢、机制的活度。唯有坚守战略定力，深化改革创新，才能在时代浪潮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